1949年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，开国大典前，刘拴虎在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现一个烟头，而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，导致3000多名国民党特务落网，让开国大典顺利进行！
1949年的北京，已经能闻到新中国要来的气息了。
街上人多，眼神也亮，脚步都快。可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有人不肯让这一天安安稳稳地到来。
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举行，城楼要站人，广场要聚人，路线要走人，哪怕一个小口子没堵住，都可能惹出大麻烦。
党中央很清楚这一点，专门成立了公安中央纵队，盯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安全。刘拴虎就在这支队伍里。他是老侦察员，办案靠眼力，也靠经验。
天安门周围那几条路，他和战友不知道走了多少遍，白天看，晚上看，路边、墙根、角落，全都不放过。那股劲，说白了，就是怕出事。
真到了1949年这个节骨眼上，谁都不敢拿“差不多”糊弄。
偏偏就在一次巡查里，刘拴虎低头时，看见地上有一截烟头。搁平常，烟头就是烟头，风一吹，脚一踩，谁会多想。可刘拴虎没有立刻走过去。他蹲下身，看得很细。那是一支“飞马”香烟的烟头。这种烟在北方不常见，南方人抽得多，价钱也不便宜。那时候的北京，很多老百姓连温饱都还顾不上，能抽上这种烟的人本来就不多。更要紧的是，烟头旁边还有皮鞋印子。皮鞋这东西，在当时也不是寻常百姓脚上常见的玩意。
一截南方烟，一个皮鞋印，凑到一处，味儿就变了。
刘拴虎心里立刻起了疑。他觉得这个人不是普通路人，多半是南方来的，而且最近就在天安门附近活动。一个身份不简单的人，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又是在开国大典前头，这就不是小事了。
老侦察员的本事，很多时候不在冲上去抓人，而在能从细枝末节里闻出不对劲。
刘拴虎没有耽搁，马上把情况报给了公安部长罗瑞卿。罗瑞卿一听，也没把这事当成捕风捉影，随即增加警力，要求继续盯住现场，有情况马上汇报。开国大典越近，越不能嫌麻烦，越不能赌运气。真要是等事情冒出头再收拾，那就晚了。
刘拴虎随后换上便服，在附近蹲守。
那几天他就守在天安门一带，盯人、看路、听动静，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。发现烟头三天后，那个人又出现了。
那人戴着礼帽，穿着皮鞋，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纸和笔，低头写写画画。
刘拴虎从后头慢慢靠过去，瞄了一眼，心里顿时一紧，那人画的不是别的，正是地图。刘拴虎一句话递过去：“在画地图？”对方一下就慌了，猛地回头，画板往地上一扔，顺手掏出刀就往前刺。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没有半点含糊。
刘拴虎是老手，动作快，几下就把人制服了。等人按住，东西缴下，再一审，情况比想的还险。这个人叫王以才，是奉台湾保密局毛人凤的命令，提前来天安门附近绘制我党领导人前往开国大典必经之路的地图。
他画图不是为了看风景，而是要把这张图交给其他潜伏特务，让那些人照着路线埋放炸药。
这一层窗户纸一捅破，空气都像冷了一截。蒋介石带着余部败退，不等于就此认输。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最亮的一次出场，也是敌人最想下黑手的一次机会。王以才这张图一旦送出去，后果根本不敢想。
王以才落网后，很快交代了他们的行动计划，也供出了其他特务潜藏的窝点。
公安部顺着这条线，立刻调集大量警力，开始部署抓捕。那几天北京城看着照旧，底下其实已经绷紧了。摸排、搜索、布控，一步接一步。等准备妥当，收网开始，城里展开地毯式排查，一口气逮捕了三千多名特务。
这个数字一出来，就知道当时的水有多深。
三千多人，不是三五个散兵游勇，而是一股不小的暗流，藏在城里，盯着这场开国大典，等着机会发作。说到底，刘拴虎看到的那截烟头，不只是一个烟头，它像一根线头，一拽，后面整团乱麻都露了出来。
毛人凤知道计划砸了，气急败坏。
蒋介石听说后也极为不满，张口就骂这些人愚蠢。可骂也没用了。北京这边把口子堵住了，把人揪出来了，把危险压下去了。只是，抓了这么多人，公安中央纵队和北京所有干警还是不敢松那口气。
典礼没举行完，谁都不敢说万无一失。
10月1日凌晨，纠察大队大队长又带着人，对毛主席要经过的路和可能接触到的东西进行严格检查。路面反复查看，周边反复排查，能摸到的地方都摸一遍，能看到的地方都再看一遍。等这轮检查结束，天已经亮了，离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。
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，开国大典终于在天安门上按时举行。
等到典礼顺顺当当结束，公安中央纵队和北京干警悬着的心，这才真正落回肚子里。
回头再看，这场险局最初撕开的口子，竟是一截不起眼的烟头。小得几乎没人会留神，偏偏就是它，把一个特务、一道路线图、一个埋设炸药的阴谋，全都翻到了太阳底下。
北京那天的天很亮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，城楼很亮，广场也很亮，亮光背后，是一群人硬生生守出来的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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